今年３月５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日。作为主管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周总理从建国到逝世那一天，会见各国来宾的次数达到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六千余次。曾长期为第一代中央领导担任罗马尼亚语翻译的蒋本良同志，追忆了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前后经过。
            ——编者
 
总理病中破例同意会见

1975年8月28日，中国驻罗大使李庭荃得到通告：罗共中央执委、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将率党政代表团赴越南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希望能够顺访中国，以同我互通情况。李大使当即发电报告了中联部。中联部考虑到维尔德茨在罗党内地位较高，又从未来过中国，遂在9月1日请示中央，建议同意维尔德茨访华。
9月5日下午5时，以维尔德茨为首的罗方代表团乘CA902航班自河内抵京。纪登奎副总理、中联部部长耿飚等前往机场迎接。在赴宾馆途中，维尔德茨表示，希望亲自向周总理转达罗党政领导和人民的问候，并要传达一个口信。当时，住在医院的周总理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很难再进行接见外宾的紧张工作了。但从来奋不顾身的周总理还是答应了客人的请求，同意会见维尔德茨。
根据新情况，中联部立即拟定了新的方案，将会见时间预定为9月7日晚7时30分。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7日下午1点整，我（蒋本良）随车陪同维尔德茨等人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来到了紧靠中南海的305医院。当我们走进门厅时，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飚同志的陪同下，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客人。我记得总理以前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先期到达以示礼貌。此刻，重病中的他，依然保持了这种外交礼节和风度。
看到大家坐定后，接待组组长邢竹芳赶紧过来转达医生的意见，通过我告诉维尔德茨说：“说话请尽量简短，就谈二十分钟。”周总理也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讲，我听。”
维尔德茨首先转达了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向毛主席、周总理的问候与祝愿。周总理表示了感谢，然后逐一点名，从罗总统、总理到熟悉的老朋友，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同志的问候。总理还特别关切地询问了当时同样身染沉疴的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的健康情况。当维尔德茨回答说波德纳拉希也不大好时，周总理又一次要维尔德茨回去后代他问好。
接着，维尔德茨询问了周总理的健康情况。此刻的周总理，再一次展示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生死问题的达观与坦然，他泰然而诙谐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稍微停顿了一下，周总理又感慨道：“时间过得真快啊！就在１０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已故领导人）的葬礼，大衣也没穿就步行走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几分钟也走不了了！”是啊，回想当年健步如飞的周总理，再看看现在他饱受病魔摧残的面容，人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会客室里的气氛变得有些伤感起来。

对邓小平寄予厚望

二十分钟眼看就要过去了。维尔德茨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了看表，准备告辞了。始终用心倾听的周总理立刻发现了对方的迟疑，随即幽默地说：“看来我们的谈话没意思，否则你不会看手表。”
维尔德茨回答：“不，很有意思，只是医院有规定，而我是守纪律的。”
周总理马上给他解除顾虑：“医生不会惩罚客人，我们接着谈。”
这样，双方又谈起了更加重要、更有实质意义的话题。周总理说：“请你相信，中国对罗马尼亚的友谊不会改变。中国人民永远站在罗马尼亚人民一边，支持罗马尼亚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主权的正义事业所进行的斗争。不过中罗毕竟相距太远，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远水救不了近火’。欧洲的事情不能由美苏两个大国主宰，中小国家的安全不能指望超级大国，只能靠这些国家自己团结起来，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才能取得和维护民族独立。”
似乎已意识到自己今后很难再有机会接见外宾，周总理接下去罕见地谈到了接班人问题。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核心年迈之际，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已经赋予邓小平以党政军领导的重任。
病魔缠身的他，无疑对邓小平寄予着无限希望。他对维尔德茨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虽然当时邓小平的正式职务就是“副总理”，但周总理却刻意称其为“第一副总理”，这其中确实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就这样，本来约定的简短谈话，竟然延续了一个钟头零二十分钟。周总理热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维尔德茨。
这位矿工出身、自诩“嘴不饶人”、作风泼辣的罗马尼亚领导人，在返回宾馆的路上无比激动而又十分痛惜地喃喃自语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啊……周恩来同志永远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朋友！”
（作者：蒋本良 节选自《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之《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一书）